本文試圖通過對不同朝代升職制度的描述，使讀者了解一些中國古代升職的規(guī)則。需要說明的是，升職加薪往往混為一體，故在此一概以升職代之。

    "升職"與社會同在，有社會就有升職，因此一部升職史算來也有5000年的歷史。

    在堯舜禹時期，升職完全憑借的是口碑效應，老百姓說誰好，誰就能夠升職。舜從堯手中接過最高領導權，就是一個口碑好。這種方式也影響了大禹的思維，著名的"十三年治水，三過家門而不入"之舉，一舉樹立了個人品牌。有了這樣的高層領導示范，下面自然照章進行，所以在那個時代，要想升職，完全在個人品牌美譽度。就此看來，祖宗們競爭，不唯學歷、出身論，大家完全是"fair play".問題是，那時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村長大家都沒甚工資可拿，換來的是"青史留名".夏商周時期，國家的概念開始形成并逐步完善，但由于是奴隸社會，很多有才能的人因為身份緣故沒有出頭的機會，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。其中正面的代表人物是商代的宰相伊尹和周代的姜子牙，前者通過當廚子，不僅抓住了最高領導人商湯的胃，還抓住了商湯的心；后者在渭水邊用類似今天行為藝術的方式――無鉤釣魚引發(fā)了外界的炒作，從而被周文王起用。顯然，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要做到"標新立異".伊尹和姜子牙得到的回報顯然超值，得到了大片封地，尤其是姜子牙，齊國供奉的老祖宗就是他。

    但那時候打工風險也超大，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夏桀時期的趙梁和周幽王時期的虢石父，前者迎合了桀追求娛樂的愛好，開創(chuàng)職場溜須拍馬之先河；后者則成為了歷史大片"烽火戲諸侯"的導演，為了升職加薪，給老板提供了一個導致"亡國"的IDEA，雖然兩人職位升上去了，但不久都落了個身首異處。

    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由于各個政權的分立，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全國性人才大流動，"跳槽、自主擇業(yè)"成為了時尚。人只要有才能，就可能在某一國應聘上一份好工作（其代表人物就是在六個不同國家擔任過宰相職務的蘇秦），這導致了"個人職業(yè)規(guī)劃"的一度盛行，而張儀、李斯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。他們根據(jù)時局的發(fā)展情況制定好了自己的職業(yè)規(guī)劃，并到處尋找王侯"面試"的機會，特別是李斯的那一句"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處耳！"與如今俞敏洪那句著名"在絕望中尋找希望"，對不同時代的年輕人有著同樣的勵志功效。

    有一個情況值得特別留意，這批人在展開升職計劃之前都毫無例外地干過"門客"的職業(yè)，這或許就是那時進入"職場"的資質(zhì)認證吧。

    雖然秦始皇統(tǒng)一了六國，由于秦代時間相對較短，"職場"并沒有顯露出典型的特征，暫且不論，而兩漢時期之后，職場出現(xiàn)了"政府行為"："察舉"和"征辟"制成為了主流，其特征就是官員的升遷取決于品德、學問、法令、能力等方面的個人綜合素質(zhì)，并要求通過由官方指定教材孔家學派的考試。兩漢時期，國道中落，是職場黑市也開始興起，在西漢時期，你在黑市上可以買到縣令，到了東漢后期，黑市交易極度繁榮，包括"三卿"在內(nèi)的最高級職位都明碼標價，更有甚者，多買還能享受贈品。

    到了魏晉南北朝，職場出現(xiàn)了退化，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，由于官員的升職完全由各個州郡世族豪門出身的中正官把持，官員的升職與否完全成為了"階級、出身"論，其中最知名的兩個大家族就是王羲之所在瑯琊"王氏"，和以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。不過此時有一個好處，就是那些依靠各種手段走后門的升遷者沒了施展之地――出身不行就當不了大官。

    也正因為出身論的副作用，使得具有獨立思想的"自由職業(yè)者"開始陸續(xù)出現(xiàn)，"竹林七賢"正是其中的翹楚。

    自隋唐開始，中國職場進入一個有相對序的發(fā)展階段，由于科考成為選拔官吏的制度被固定了下來， 進一步推動了"三省六部"的國家管理體系逐步形成，官員的升職考核不僅有了一套明確的標準，還有了一個國家級的HR部門――吏部，更重要的是完備的薪酬體系開始建立起來。

    根據(jù)《新唐書。選舉志》記載，當時升職有四條標準：在選拔官員的時候，首先要求備選者沒有身體健康問題，其次要求備選者口齒清楚，語言流利，能言善辯。第三就是要求書法水平。最后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考察其實際工作能力，要求思維敏捷，論事有理，判辭優(yōu)美。 同時該規(guī)定還指明了四個條件的平衡標準：考核四才時，以書、判為重點，如果書判通不過，就可以直接回家養(yǎng)老了。如果出現(xiàn)同等資質(zhì)的情況，則德行優(yōu)者先??；若德行相等，以才能高者優(yōu)先；才能相等，以勞績大效率高者優(yōu)先。

    這一套制度對后世的影響極大，隨后的南北宋、元、明、清基本上都沿襲了這一升職的考核制度。但自隋唐以降，由于升職制度被規(guī)范化，反而促使"走后門、溜須拍馬、行賄"等不正風氣開始蔓延。

    在宋代，尤其是南宋時期，由于皇帝們大多偏安一隅，貪圖享受，宰相個人的職權開始膨脹，于是許多溜須拍馬之徒有了用武之地，例如賈似道一手遮天十幾年，官員要想升職就必須大量的送禮、拉關系，有年齡比賈似道還大的職人不惜拜賈似道為"干爹".元代相對比較特殊，雖然科舉制和官員考核體系在執(zhí)行，但官員的升職往往還是逃脫不了身份和背景的限制，例如蒙古人和色目（漢人以外的民族）其上升的速度顯然要比"漢人"和"南人"（原南宋的遺民）快。

    而明朝那些事就有點難堪，從明宣宗開始，皇帝就常處于"弱勢群體"，基本上屬于大臣和宦官們輪流執(zhí)政。在大臣執(zhí)政期間，官員的升職相對還比較正常，而在宦官執(zhí)政期間，升職制度變得一塌糊涂，是否升職完全取決于官員的"站隊"情況，只要是宦官派的，升職就十分快，而其對立面的大臣派人士往往遭到打壓、迫害。

    清朝的情況稍好一些，官員的升職基本上能夠按照吏部的標準來執(zhí)行，但人際關系開始起到重要作用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清代康熙晚期開始流傳一本《官場登龍十二術》的書籍，這或許是歷史上第一本關于升職秘籍的書籍。同時，清代買官的情況有所抬頭，例如康熙時4000兩銀可捐一知縣，以至使全國捐納知縣者達500余人，道光時知縣的價格甚至跌到999兩。捐納制不僅可以捐官，而且還可以捐封典、捐虛銜及穿官服等待遇。

    至于薪酬問題，總體來說，明、清代兩代，官員們的薪酬水平都不高，清代一品大員年薪也只有180兩銀子，折合如今人民幣的購買力僅值36000元。比較前一段時間唐駿10億元的轉(zhuǎn)會天價，折合白銀500萬兩，相當于乾隆時期一個富裕省的GPD，這確實不禁令人感嘆。所以在明清兩代，大部分官員只能在"福利"上找點平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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