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機、MP3、錄音筆……越來越多的數(shù)碼產(chǎn)品進入到我們的生活、工作中,它們在帶來更多娛樂和便利的同時,也因為使用人的復雜心態(tài),衍生出一些想象不到的用途。
前不久,讀者朱小姐給早報發(fā)來短信,說被同事用錄音筆“陰”了一把。記者采訪她之后,又通過網(wǎng)絡進行收集,結果發(fā)現(xiàn),小巧易攜的錄音筆已被不少人用作職場傾軋、自保的武器。
或許應該說,這些職場爭斗早已存在,但因為錄音筆的使用,讓人感覺更陰暗和丑陋。
叫女主管“老巫婆”被同事錄音
講述人:朱小姐貿(mào)易公司銷售員
我大學畢業(yè)后到公司做銷售,快兩年了。我性格比較直,有什么說什么。我們部門的女主管40歲出頭,我私下叫她“老巫婆”。她在業(yè)務上要求高,平時對人也很刻薄,唯獨對領導笑臉相迎。
一次她找我談招標的事,因為意見不合,爭執(zhí)了幾句。她突然緊盯著我:“你不是叫我‘老巫婆’嗎?所以用這種態(tài)度工作?”
我嚇了一跳,幸虧反應快,馬上陪笑說:“對不起,我也是發(fā)發(fā)牢騷而已,您別當真?!?/p>
從她話里我才得知,我的一些牢騷,譬如談論她的離婚、批評她工作不勞而獲、拍上司馬屁等等,都有人向她打小報告。最夸張的是,那人還有錄音。
最后,我再三向她保證,自己絕不是針對她,也不會影響工作,她才放了我。
走出辦公室,我眼前一片漆黑。我不知道告密者跟她是什么關系,也許那人早就是她的心腹,目的也并非要整死我,只是為了討她歡心。但是,一想到自己身邊竟有這樣可怕、卑鄙的人,我忍不住雙腿發(fā)抖。
揣著錄音筆和性騷擾男同事談判
講述人:李小姐廣告公司設計人員
大學剛畢業(yè),我順利進入一家廣告公司,工資兩千多。這年頭,沒有工作經(jīng)驗還能這么快穩(wěn)定,我真是萬幸了。
公司新聘了一個藝術總監(jiān),40歲不到,有氣質(zhì),也很有才華。他對新人也挺照顧,這點讓我心里暖暖的。重要的是,他已經(jīng)結婚了。但也正是這點,讓我放松了警惕。
一次早晨上班,正好在電梯里遇到了他。因為趕著刷卡,我跑得氣喘吁吁,滿身是汗??赡馨l(fā)現(xiàn)我的狼狽,他和善地朝我笑笑。
公司在12樓,狹小的空間里,只有我們兩個人,我站在電梯門前,他站在我身后。
電梯升到5樓時,我覺得后面被人輕輕摸了一下。還沒反應過來,又傳來這種感覺。我完全懵了,連頭也不敢回。我自問沒才沒貌,又不出挑,根本沒想過會遇上這種事。我只能默默忍受,裝著什么也不知道。電梯門一開,趕緊逃離。
那天,我在渾渾噩噩的狀態(tài)中度過。部門領導剛好出差了,我申訴無門。下班后,我在樓下看到他的車,怒氣涌上心頭,忍不住哭了。除了羞恥,我也痛恨自己的膽小。
同事建議我,用錄音筆作證據(jù),他再敢騷擾我,就錄下來威脅他。她說,對這種人千萬不能懦弱,否則會讓對方得寸進尺。
幾個星期后,一晚我加班,同事買晚飯去了。他悄悄走到我身邊,我一抬頭,他用一種曖昧的眼神使勁盯著我。
我裝作找紙巾,把手伸進包里,打開錄音筆,藏進袖子。這時,他的手已經(jīng)伸了過來,想要摸我脖子。
我問:“你是什么意思?”他笑得一臉無辜,好像聽不懂我說什么。
我把話挑明了,他有點窘迫,聲音也提高了:“摸了又怎么樣,你有什么證據(jù),電梯里誰證明我騷擾你?”
第二天,我委婉地把事情告訴了領導,并給她聽了錄音。
這事最后沒鬧大,領導也沒找他談。但他可能已覺察到了什么,沒再騷擾我,說話也回到了以往的客氣。
小領導對大領導吼:“我有錄音,怕你啊!”
講述:吳先生助理工程師
研究生畢業(yè)后,我進入現(xiàn)在的單位搞科研,同時攻讀博士。進來之后才知道,如今就算找到好工作,也要時時跟內(nèi)部“自己人”競爭,一點也不比社會上輕松。
單位內(nèi)部很少有秘密,尤其是涉及領導之間的,很快就會傳開,連我這種“兩耳不聞窗外事”的書呆子,也多少知道一些。
例如,我們部的主任就被傳跟老總有過節(jié)。一開始還以為是謠言,直到聽他親口用錄音“威脅”老總,我才信了。
主任今年近50歲,工作能力不算最出色,但對下屬還是挺照顧的。最近,同事們都在談論,說老總即將要發(fā)人事令,把主任撤下來。雖然主任嘴上沒說什么,但看得出他心情很不好。
一天下午,主任去了老總的辦公室,一個多小時后才出來。
“我手頭有錄音!敢弄我,我們一起玩完!”回到辦公室,主任還在罵罵咧咧。副主任問了他一句:“他答應了嗎?”主任點點頭。
什么錄音?我被弄糊涂了。我看看同事,他也搖搖頭。
幾天后,主任竟主動跟我們說起了這事。原來,他除了現(xiàn)在的工作,私下還在做投資生意,是跟老總的家里人合作的。
他手上的錄音,記錄了老總曾授意他的證據(jù)。他以此威脅,要是把他撤下來,就把錄音公布出去。
詳細情節(jié),主任沒有再說,我也識趣地不再多問。反正如今,主任還依舊坐在他那張椅子上。
并非所有錄音都能作為呈堂證供
我曾審理過不少涉及錄音證據(jù)的案件,一旦走上法律途徑,并非所有的錄音文件都能作為證據(jù)。
目前的民事案件中,錄音證據(jù)一般是作為輔證,只憑錄音控告對方,這樣成功的幾率很小。
例如,曾有人自稱被領導陷害,找了幾名同事為他說話并錄音,以此為證據(jù)控告領導,但同事們明確表示,不愿公開作證,也不承認錄音是自己說的,這樣錄音就沒有法律效力,不能作為證據(jù)。
從法律角度來說,以私下場合的錄音作為手段陷害他人、打小報告,這種行為本身無法說它侵犯隱私、或是違法,只能從道德上進行譴責,除非造成很大的財產(chǎn)和精神損失。
目前,錄音更多地被人用作一個威脅、牽制對方的手段。例如在追討欠錢不還的老賴時,有相關的錄音記錄,會更容易讓他心虛。
愛打小報告的人缺乏安全感
從心理學上分析,會用錄音記錄同事說壞話、向領導打小報告的人,內(nèi)心可能極度缺乏安全感,不信任他人,活在猜忌中。
在心理學中,有一個“自我分化”的概念。一個自我分化能力高的人,不容易受他人影響,對自己的言行負責。
自我分化能力低的人,也就是俗稱的“墻頭草”。面對壓力時,不是消極逃避,就是借著依賴他人來減壓。
上班時對領導畢恭畢敬,下了班與同事們一起說領導的壞話,排解壓力,這就是自我分化能力低的表現(xiàn)。所以,朱小姐給了告密者可乘之機。
同時,告密者既和同事一起訴苦,又在女主管面前告密,這可以看出,他為了達到目的,長期需要配合別人的情緒。長此以往,會使人在人際上失去主動性,甚至患上心理疾病。
我們說,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,整日想著討好領導、排擠同事,這樣的人,想必也活得很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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